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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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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著  者 李全德 定价 50.00
责任编辑 王雷 ISBN 978-7-5013-6782-5
出版时间 2019-10-24 版次 B1
印刷时间 2019-10-24 印次 Y1
库存提示 有书 规格 平装,小16开,
丛  书  名 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
所属分类 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 K204.3
读者对象 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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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滚动 - 展开 ]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司马光及其时代,第二章《资治通鉴》编修始末,第三章《资治通鉴》的内容,第四章《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第五章《资治通鉴》的史料及其考异,第六章《资治通鉴》的影响(上),第七章《资治通鉴》的影响(下),第八章《资治通鉴》的版本。后附参考文献。
 
目录[ 滚动 - 展开 ]  
 
第一章 司马光及其时代第一节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与文化第二节 学术与政治之间一、青年司马光二、王、马之争三、元祐更化四、迂叟之“迂”第二章 《通鉴》编修始末第一节 《通鉴》之前的史学第二节 《通鉴》的始修第三节 熙丰政争中的《通鉴》纂修一、司马光的助手们二、熙丰时期的政争与修书第三章 《通鉴》的内容第一节 《通鉴》的主旨与内容第二节 《通鉴》的“不书”与“失载”一、不载文人二、不书妖异三、不书奇节第三节 《通鉴》的议论第四章 《通鉴》的编纂方法第一节 纪年问题的处理第二节 长编法第三节 《通鉴》的叙事方法第五章 《通鉴》的史料及其考异第一节 《通鉴》的史料第二节 《通鉴》的考异之法第六章 《资治通鉴》的影响(上)第一节 《通鉴》编修团队的派生书第二节 《通鉴》的补续第三节 《通鉴》的改编第四节 《通鉴》的注释一、宋代的《通鉴》注释二、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第五节 《通鉴》的补正与评论一、严衍《资治通鉴补》二、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七章 《资治通鉴》的影响(下)第一节 帝王的镜子第二节 《通鉴》在民间第三节 《通鉴》节本与历史知识的普及第八章 《通鉴》的版本参考书目
 
前言[ 滚动 - 展开 ]  
 
引言

11世纪的北宋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范仲淹(989-1052)、欧阳修(1007-1072)、司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张载(1020-1077)、程颐(1033-1107)、苏轼(1037-1101)、黄庭坚(1044-1105)等新一代政治与文化精英,在经学、历史、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诸多领域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发展出超轶汉唐的新政治文化、新儒学、新文学、新史学等等。其中司马光是宋代新史学的最杰出代表,他的《资治通鉴》是传统史学中的空前杰作。
北宋上承晚唐五代的旧局面,立国形势先天不足。生于忧患之中,在重文、崇儒的政治文化大环境下崛起的北宋新型士大夫阶层,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的北宋史学家,更关注国家与社会,对历史与现实有深沉的思考,也更加注意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所以欧阳修著史要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司马光著史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开新,而以唐代史学为代表的旧史学,在他们的眼里只是“整齐故事”而已,在体例、文采、义理等方面均有不足。
自司马迁之后至司马光时期的史学编纂,重纪传体,轻编年体;重断代史,轻通史。入宋以后,史学思想发生新变,北宋学者从明盛衰之变的角度,更加推崇编年体。而自《史记》至《五代史》,断代正史卷帙浩繁,“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使得一部融会历代正史的通史写作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条件下,司马光和他的团队以良史之才和坚忍不拔之志,以20余年之功,完成媲美纪传体通史《史记》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
《通鉴》的绝大部分内容完成于政治斗争激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但即使在党争最激烈之时,他们也依然保持了自由思想和独立创作的姿态。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的领袖,退居洛阳,不责职业,不责功程,一心修书,《通鉴》的编纂工作几乎没有受到影响。《通鉴》书成之后不到二年间,宋神宗、王安石和司马光便先后去世,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北宋中期政治上的包容,司马光个人在政治上的不得志,反而成就了《通鉴》的大成功,是史学之大幸。
《通鉴》史学方法主要体现为“长编考异之法”。长编法是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考异法是处理资料的方法,考辨资料异同。自著书自做注为书明其去取,在方法上司马光有首创之功,体现了一种“史学自觉”的精神。通过这种方式,《通鉴》还得以保存大量的原始资料,使得《通鉴考异》资料具有很高的辑佚、校勘价值。
《通鉴》的成功直接激发了编年体在宋代的复兴,南宋再度出现了编年体史书编纂的高峰,并衍生出纪事本末、纲目体等新的的史学编纂体裁。自北宋以来,围绕《通鉴》产生了大批的续、改、注、评、校勘、研究等等著作,《通鉴》由一书而发展成为专门之学“通鉴学”。史学领域之外,从宋元“讲史”到明清“按鉴”演义类民间文学,或是内容,或是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的影响。
北宋陈瓘说《通鉴》如药山,随采随得;南宋朱熹也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元代胡三省说读《通鉴》,如鼹鼠饮河,饱腹而已。以《通鉴》之博,读者各取所需,均可满载而归。《通鉴》成书后,也成为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的最重要的历史知识来源。
当然《通鉴》内容主要还是“历代君臣事迹”,预设读者也主要是人君人臣,故其定位首先是“资治”之书,发挥历史镜鉴的作用,所以南宋孝宗说《通鉴》是“万世不刊之书,于人主尤切”。晚清曾国藩推重《通鉴》为“六经以外不刊之典”,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
《资治通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资治”“鉴”,更在于“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阐发《通鉴》中“通”之涵义:“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通鉴》不仅仅是鉴往知来、经世济民之书,也是开拓心胸、修身脱俗之道。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读史读《通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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