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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春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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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著  者 晁岳佩 定价 280.00
责任编辑 史百艳(常规) ISBN 978-7-5013-6531-9
出版时间 2019-03-31 版次 B1
印刷时间 2019-03-31 印次 Y1
库存提示 有书 规格 精装,正16开,
丛  书  名  
所属分类 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 K225.04
读者对象 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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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滚动 - 展开 ]  
 
本书从经学的角度研究清代治《春秋》学的学者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发前人之所未发,从经学而非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清代的《春秋》学,是使儒家经典回归经学研究的有益探索,也是《春秋》学研究史的新发展、新尝试。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清代主流《春秋》学研究,清代《春秋》左氏学研究,清代《春秋》公羊学研究,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作者通过研读清代《春秋》学著作,归纳出清代主流《春秋》学研究乃“以己意兼采三《传》以释经一派”。每部分选择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春秋》学著作予以论述。
 
目录[ 滚动 - 展开 ]  
 
清代主流《春秋》学研究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一、《春秋》,尊王之书也二、《汇纂》对三《传》的批评三、《汇纂》对史事的考析四、《汇纂》有价值的问题存疑乾隆《御纂春秋直解》一、《春秋》尊王之义的再阐释二、《直解》释《春秋》为君之道三、《直解》释《春秋》为臣之道四、《直解》释《春秋》社会教化五、《直解》释《春秋》家庭伦理郝懿行《春秋说略》与《春秋比》清代《春秋》左氏学研究毛奇龄《春秋毛氏传》一、毛奇龄对《春秋》学的整体认识二、毛奇龄对《春秋》三《传》的态度三、毛奇龄对礼制、史事的精彩考证四、毛奇龄解《春秋》鲜释大义、不道占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一、《春秋大事表》的成书及作者对《春秋》学的理解二、五十表及叙、论、辨、说、考的简单评介章太炎《春秋左传读》一、章太炎释《春秋》大义二、章太炎对文字、制度等考证三、章太炎对杜预的批评四、《春秋左传读叙录》五、《驳针膏肓评》清代《春秋》公羊学研究第一节庄存与《春秋正辞》一、以义例解《春秋》二、《春秋正辞》诸篇评述第二节刘逢禄《春秋》学著作六种一、《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二、《公羊何氏解诂笺》 三、《发墨守评》《针膏肓评》《谷梁废疾申何》四、《左氏春秋考证》第三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第一节柳兴恩《谷梁大义述》一、《述日月例》概述<一>诸侯卒葬例<二>诸侯卒葬例来者<三>与诸侯卒葬例反对者二、驳难与辨析第二节许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一、总论:作者的基本观点表述<一>时月日例有功于《春秋》<二>对前人批评时月日例的辩解<三>三《传》关系二、述传:对《谷梁传》所释时月日例的归纳引申以及与《公羊传》的比较<一>对《谷梁传》所释时月日例的归纳引申<二>与《公羊传》的比较第三节侯康《谷梁礼证》一、君位传承制度二、婚姻制度三、丧葬礼制四、称谓原则五、官制六、祭祀制度七、战争原则八、朝宿邑与汤沐邑九、会盟礼制十、朝聘制度十一、狩猎礼制十二、赐命之制'
 
前言[ 滚动 - 展开 ]  
 
前言

在申报《清代春秋学研究》课题时,我准备做成对清代《春秋》学较为全面的评述。2013年6月接到项目批准通知,在研究生祝莉莉、彭松、孔令柱等帮助下开始收集资料。至年底,共收集清代《春秋》学文献近四百种,现代研究著作数十种,论文数百篇。按照计划,其他清代文献中有关《春秋》学的内容,以及写《清代春秋学与清代政治》所需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还有与清代《春秋》学分支相关的各学科著作等,尚远未收集完备,而计划时间已过去三分之一。此时,原定合作者周晓东先生决定去肯尼亚孔子学院任教。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两年时间内,全部看完也不可能,更不用说全面评述。况且,我面临退休,也不想延期完成项目。于是,我决定保留原来的基本思路,修改写作计划。
第一,缩小研究范围。本书把清代《春秋》学分为四部分:主流《春秋》学,《春秋》左氏学,《春秋》公羊学,《春秋》谷梁学,依次列为四章。每章只选择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春秋》学著作予以论述,依次列为三节。原计划中《清代春秋学与清代政治》《清代春秋学分支》《清代春秋学的终结及其意义》,不再作专章论述,只在相关章节中简略提及。
第二,不再追求全面评述。这一点包括两个方面。一、论述中基本不再涉及研究文献以外的其他内容,包括其他学者的《春秋》学著作以及其他文献中的《春秋》学内容,以免以偏概全。二、论述中尽可能不涉及清末以来对清代《春秋》学、著名学者及其著作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因为,通过阅读部分前人研究成果,发现与我的思路相近者并不多,而很多综述性的内容,如作者生平、文献概说、主要特点等,多有相近或相同。我既没有时间全面阅读,也不想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综述。我喜欢也希望做具体深入的文本研究,为别人做全面综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因此,为避免重复,本书基本上没有综述性内容;为避免挂一漏万,也尽可能不引用前人研究成果。唯其如此,我才能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文本研究。上述两点,是对原计划的修改。
第三,回归经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区分开来。自民国初年以来,经学研究被视为糟粕,治经学者多转向思想史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取得诸多可喜成果。二者的区别在于,思想史研究者是把《春秋》学文献中的内容视为作者思想的表述,进行比较分析,予以论述。经学研究者则是把同样的内容视为作者“代圣人立言”,即这些内容是圣人在《春秋》中隐含的垂教后世之义。前者注重理解作者说的是什么,以及如此说的思想意义;后者注重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即如何对干巴巴的《春秋》经文做出了如此阐释。《春秋》学文献在形式上表现为作者对圣人垂教之义的阐释,在本质上也带有作者思想的表述,在“我注六经”的同时也内含着“六经注我”。因此,《春秋》学文献既属于经学范畴,同样也可以作为思想史资料进行研究。自近代以来,真正从经学角度研究《春秋》学文献者已经很少,作为经学的《春秋》学已接近于绝学。不从经学角度理解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往往不能把握作者究竟说的是什么,至少容易产生偏差。比如《公羊传》所释《春秋》“大一统”,从经学角度理解,其内涵是圣人倡导尊王,特别是尊现实中的王者,如果只强调统一理念,也就等于忽略了更为深刻的尊时王内涵。出于这种认识,我想把本课题做成较为纯粹的属于经学范畴的清代《春秋》学研究,注重说明作者是如何理解圣人《春秋》的,而不把它作为作者的思想做过多评述。说到底,我希望为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者提供理解《春秋》学文献的基础和方法。同时,传统《春秋》学者真诚相信《春秋》中隐含着丰富的圣人垂教之义,《春秋》学就是“代圣人立言”。我对《春秋》有大义和前人所释大义都不太相信,故我所谓回归经学研究,是从现代角度研究传统经学,而不是传承“代圣人立言”。
第四,以解读为主,评说为辅。除《疏》体外,清代以前的学者,以及民国年间的老学者,著书立说征引文献均不作解读,因为他们一般都熟习经书,也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今人已没有了他们的这种优势,但许多著作和论文仍采用排比资料做简单评说的方式。近年来,我在阅读一些《春秋》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时,经常发现标点错误、评说宽泛甚至不合原文本意的问题。和学生们讨论此事,他们普遍认为最大的困难是读不懂古人的《春秋》学著作,不能真正理解古人为什么如此阐释《春秋》经文。读懂原著,是深入研究的前提。基于这种认识,我为本书制定了如下写作原则:1、简述每一种《春秋》学著作的基本著述体例;2、或分类,或分篇,选择其中重要或有新意的论述,逐条做经学解读,力求做到准确把握作者思路,讲清楚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3、在充分解读原著的基础上,简要归纳其特点,但不做宽泛评说。我希望这种写作方式,能对年轻一代的经学、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者有所帮助。
第五,以三《传》为基础做解读。凡以孔子作《春秋》为前提,以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指归的《春秋》学文献,不论作者属于何家何派,不论他们对三《传》的认识有多大的差别,在阐释《春秋》的过程中都无法离开三《传》,只是取舍不同而已。《春秋》学的本质是研究圣人垂教之义,主体内容则是以三《传》为基础阐释《春秋》。离开三《传》,就没有《春秋》学。今人之所以不易读懂《春秋》学文献,关键在于未能熟读三《传》。对《左传》不熟,不能明白学者所说《春秋》之事;对《公羊传》《谷梁传》不能理解到位,则不知学者所据《春秋》例和所释《春秋》义自何而来。清代的《春秋》学者大概无一例外都是自幼读经出身,他们对三《传》的熟悉程度自然非今人能及,他们视为常识无需予以说明的内容,在今天往往成为理解难点。本人已经出版了《春秋三传要义解读》《春秋三传义例研究》,《左传导读》已经交稿待版,《春秋三传与传统文化》也已写出十五万字,自信对三《传》比较熟悉。本书使用的《春秋》义、例,即《春秋》大义、《春秋》书法的概念,也都是《春秋三传义例研究》的延续。以此为基础,本书对清代《春秋》学文献的解读,基本上都是参照三《传》进行的。三《传》是学者们阐释《春秋》的起点,对三《传》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往往也决定着他们的《春秋》学研究水平。依据三《传》,或批评三《传》,也是本书解读的重点。
通过对四派十二家二十种《春秋》学著作的择要解读,我们可以得出对清代《春秋》学的如下认识。
第一,清代《春秋》学研究水平是《春秋》学史上的顶峰。《公羊传》和《谷梁传》兴盛于西汉,但主要是作为政治理论读本指导政治实践,除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东汉末年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外,汉代没有其他的的今文《春秋》学著作传之后世。《左传》兴盛于西汉末至东汉一代,但也只是在民间流传。贾逵、马融、服虔、许慎等学者虽有著作,但也没有完整流传至今者。据部分佚文可见,他们多有为《左传》争正统传经地位之意,往往依附《公》《谷》或与之比较,强调《左传》也有丰富的经义。这一点或是他们终究未能如愿的主要原因。《左传》本身并不注重阐释经文内涵,与《公》《谷》明显不同。郑玄虽主《左传》,但同时也承认《公》《谷》的解经地位,并不排斥其所释义例。包容,使郑玄获得极大成功。但除与何休争辩的三书佚文外,郑玄也没有专门的《春秋》学著作传下来。三书佚文也主要反映着郑玄对三《传》的包容,驳何休,主要是驳其对《左》《谷》的偏见。至于对《春秋》垂教之义的认识,二人并无太多不同。何休对《公羊传》所释《春秋》义例的归纳、阐释、引申、发展,使《春秋》公羊学的水平达到了后人很难企及的高峰。杜预在著成《春秋经传集解》经典的同时,也构建成功了《春秋》左氏学体系,终于完成了前辈《左传》学者的夙愿,把《左传》抬进传经的殿堂,成为首屈一指的《左传》功臣。范宁虽然有借助《左》《公》以释《谷梁传》之处,甚至个别地方露出对《谷梁传》的不满意,但他对《谷梁传》所释《春秋》义例的理解与归纳,仍然是远超前人的。三家《注》都是《春秋》学史上的高峰。对他们的经学贡献,至今研究也不充分。由陆淳写成,实际上代表啖、赵、陆三人观点的《春秋》三书,以“舍传从经”为旗帜,实则兼采三《传》以释《春秋》义例,开启宋代以后的主流《春秋》学,《春秋》学研究至此又生巨变。宋、元、明期间,《春秋》学著作流传至今者很多,有特色者也不少,虽然歧说纷纭,且各有贡献,但就整体而言,仍是主观思考胜于资料论证,没有形成后人难以超越的《春秋》学经典文献。清代在整体上是传统学术发展的顶峰,《春秋》学研究也是如此。《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对前人的《春秋》学观点征引之丰富,对一些问题的辨析与存疑,《御纂春秋直解》对《春秋》大义全面而简炼明确的表述,都代表着主流《春秋》学的最高水平,自啖、赵、陆以来兼采三《传》的《春秋》学著作都难以与其相提并论。遗憾的是,至今对二书的研究似乎不多。《春秋毛氏传》对史事、礼制的精彩考证,作者的宏观视野和能言善辩的文风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此书可以视为以事解《春秋》的代表作,鲜有可与相比者。《春秋大事表》虽然以阐释《春秋》大义为指归,但作者的宏观历史叙述,对历史地理和历法的考查与考证,被后人公认为顶尖著作。《春秋左传读》虽是章太炎的早期著作,但文字和考据功力已非常人所及。《春秋正辞》虽然仍有主流《春秋》学的遗痕,但毕竟是何休后第一位以《公羊传》为主阐释《春秋》义例者,作者广阔的视野,长篇大论的辨析,相对严谨的文章风格,都体现着大师水平。《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第一次完整梳理出《公羊传》及何休所释《春秋》义例,恰如把一团乱麻一一理出了头绪,标志着《春秋》公羊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左氏春秋考证》和对郑玄的批评,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刘逢禄因此成为清代《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新学伪经考》的诸多结论虽多为后人诟病,但由此兴起的疑古之风却对学术研究多有贡献,此书提出的问题也似乎有再研究之必要。《谷梁大义述》勾勒出《谷梁传》及范宁《注》所释《春秋》时月日例体系,是创新之举,对许多问题的驳难与辨析也不乏精彩论述。《谷梁释例》对《谷梁传》所释《春秋》时月日例的归纳与阐释,有功于《谷梁传》,与《公羊传》的比较研究,更是前人未做过的工作。《谷梁礼证》虽然篇幅不大,却是这一领域的力作。总之,仅据本书研究的这些文献可见,清代《春秋》学的研究水平之高,是其他任何时代都没有达到的。
第二,清代《春秋》学具有浓厚的考据色彩,许多著作具有资料库的性质。《春秋》学自以《公羊传》为标志形成之后,就是以分析文字阐释大义为主要方法,无需严密考证。即使主张以事解《春秋》的《左传》学者,如杜预、孔颖达,对《春秋》所载人物、事件也不做太多考证,更不必说《公》《谷》学者和兼采三《传》的宋、元、明时期的《春秋》学者。清初一些大学者倡导实学,求实的结果是大家纷纷走向考证之路。考据之风也自然蔓延至《春秋》学研究领域。《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旨在兼采众说定于一尊,事、例并重解《春秋》是其主要方法,但许多案语都有细致缜密的考证与辨析,实在难以确考者,则采取存疑的方式。这在以前的主流《春秋》学著作中是极为少见的。《左氏春秋考证》中的结论虽有不无偏颇之处,但其方法则显然属于考据。作者对《左传》的研究相当深入,通过归纳分析《左传》文本,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可给人以启发,且有一定的说服力。如关于《左传》在刘歆以前本称《左氏春秋》的考证,当为不易之论。《新学伪经考》更是征引非常丰富,作者关于古文流传的考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孔壁藏书、河间献书、刘歆所见中秘书,所存古文是否一致?其中有无残缺?与今文相同的部分为何完全相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为何在汉代未能广泛流传?这些问题至今仍难以说清楚。此类考证在董仲舒、何休的著作中是很难见到的。《春秋大义述》中驳难与辨析的内容,往往有征引丰富的考证。《谷梁礼证》更是专事考证之作。《春秋毛氏传》在形式上是以释义为主,但其内容则主要表现为对史事、礼制等方面的考证。《春秋大事表》中一百三十一篇叙、论、辨、说、考,基本上都是考据性的优质论文,至今仍被征引。《春秋左传读》通篇皆为考证之作,考文字、考制度,无不详征博引,辨析入微。《左传》派学者的考据功力与成就,更显然高于其他各家。考证是以征引材料为基础,故上述清代《春秋》学著作都有资料丰富的共同特征。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先秦典籍研究文献辑刊》的几种丛书《前言》中,我都强调了清代学术文献的资料库性质,同样适用于清代《春秋》学著作。《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征引的文献种类和具体内容,都是其他任何《春秋》学著作无法比拟的。《谷梁大义述》、《新学伪经考》、《春秋左传读》及《续录》、《谷梁礼证》、《春秋大事表》等征引都极为丰富。丰富的资料,为后人对相同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清代《春秋》学形成的分支,成为近代各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清初学者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乾嘉学者发展为重考证,故许多学术问题得以深入研究。本来是旨在阐释圣人垂教之义的《春秋》学,在清代也因研究的具体而深入,形成一些分支。就本书论述所及,也粗略可见几个分支的重要性。《春秋》不论是否经过孔子修作,在形式上都显然是鲁国史书。如果承认圣人作《春秋》是因事明义,那么详考《春秋》所载之事,就成为理解圣人之义的唯一正确途径。《春秋毛氏传》、《春秋大事表》中大部分篇章,都是这种主张的体现。作者详考《左传》所载史事,或阐释出了圣人之义,或任凭读者理解这些史事体现的圣人之义,但客观上都表现为对春秋史的研究。顾栋高和毛奇龄都重在对春秋史的宏观把握,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考述,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甚至今人也未必达到了他们的水平。《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和《御纂春秋直解》,虽然在整体上是以释义为主,但由于认同朱熹的说法,其中也有大量因事明义方式的解说,故也不乏对史事的精彩考析。严格地说,春秋史不属于《春秋》学范畴;在清代,因《春秋》学研究的深入,春秋史发展成为一门分支学问,这个分支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按照经学理解,《春秋》学主旨是研究《春秋》大义,《春秋》大义的核心内容是政治理论,政治理论的实践就是建立制度,政治制度在传统学术中归属于礼。因此,自宋代已有人专门研究《春秋》礼制。可以说,绝大多数《春秋》学著作中,都有关于礼制的讨论。毛奇龄列“礼例”为《春秋》四例之一,本质是认定礼制是圣人垂教后世的主要内容,故《春秋毛氏传》中有大量关于礼制的考证与辨析。《春秋大事表》以研究春秋史为主,史事也多与礼制相关,故顾栋高撰写的一百三十一篇论文,也多涉及礼制。《春秋左传读》是读《左》笔记,其中也有一些讨论礼制的内容。《谷梁礼证》更是专门研究礼制的著作,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自然非一般学者所及。礼制研究,在清代《春秋》学领域也成为一个重要分支,与其他领域的学者一起奠定着近代以来对先秦制度史研究的基础。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代属于思想相对解放时期,疑古因思想解放而出现,由此形成古书辨伪学问,清代是古书辨伪成就最大的时期,《左氏春秋考证》和《新学伪经考》无疑是与《古文尚书疏证》并列影响最大的辨伪著作。尽管刘逢禄、康有为的辨伪结论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对民国时期疑古学派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钱玄同为《新学伪经考》再版写的长篇序言,其中对康氏结论的推崇,可以为证。疑古学派对先秦史的考证,顾颉刚因疑古而提出的历史观,至今仍受到学者的重视。《春秋左传读》批评杜预,欲追溯至贾谊寻求最古的《左传》正解,与疑古派的理念相反。但章太炎凭着深厚文字功底和考辨之能,书中许多文字考证当为不易之论,为语言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天文历法和历史地理是顾栋高用功做多的地方,《春秋大事表》在这两方面的成就,至今受到专门研究者的重视。
第四,清代《春秋》学是顶峰,也是终点。用今天的话说,可以称作“硬着陆”。《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不论是否符合圣人之意,《公羊传》的确从《春秋》中阐释出了相对完备的政治理论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大义。中国的农业文明培育了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春秋》大义就是为这种制度服务的政治理论。如果说君主专制与农业文明相适应,那么《春秋》大义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必然产物。西汉是君主专制制度创建的最重要时期,需要政治理论的指导,故《公羊传》被视为教科书,兴盛至极。《公羊传》对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制度设置功不可没。高度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延续两千多年,虽然经历多次王朝更替,但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并没有太多变化,《春秋》学也就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尊王(忠君)、诛讨乱臣贼子、重民、攘夷、国和家的等级制等等,当这些《春秋》大义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并制度化以后,理论研究就会显得苍白,再反复阐释也很难使人产生激情,这也属于“审美疲劳”。后世《春秋》学再也没有出现汉时的辉煌,关键也在于此。包括《谷梁传》在内,后世《春秋》学,不论是义例派、因事见义派,还是事、例并重派,虽然表面上歧说纷纭,但就所释《春秋》大义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没有太多超出《公羊传》所释,只不过是因时代变化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或者因作者认识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御纂春秋直解》《春秋大事表》《春秋正辞》,从内容上看,对《春秋》的阐释差别巨大,但作为落脚点的所释圣人垂教之义,本质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可以说,至清代,《春秋》大义已没有多少余蕴再供学者们挖掘。即使再继续阐释下去,只要社会不发生根本变化,《春秋》学也不会有更多的发展。
西汉末至东汉时期的今古文之争,带有一些利禄因素。《左传》学者希望得到朝廷认可,且并不否定《公》《谷》所释《春秋》之义。今文学者认定“《左氏》不传《春秋》”,其中确有非学术原因。何休和郑玄应是比较纯粹的学者,批评和反批评都是为维护圣人垂教之义的正确性,争论的只是“义长”和“义短”。自啖、赵、陆以后的学者,对三《传》的接受或批评虽各有不同,但都不完全否定三《传》。清代学者的争论似乎比以往更激烈。主张以事解《春秋》的毛奇龄、顾栋高、章太炎、郝懿行等,或否定《春秋》有用字、称谓、日月等例,或否定“一字褒贬”,实际上是否定《公》《谷》的解经方法。刘逢禄、康有为则直接认定《左传》是刘歆改造《国语》而成,与《春秋》并无关系,更是彻底否定以事解《春秋》。双方批评用辞的激烈、尖锐,是此前所没有的,甚至接近于人身攻击。若彻底否定《公》《谷》的解经方法,意味着二书所释圣人垂教之义全部归零。若《左传》是伪书,因事明义者所释也纯属子虚乌有。以例解经方法近于穿凿,以事解经方法实为述史,双方的批评都不无道理。若双方的观点都成立,岂不是说一部《春秋》学史尽是“满纸荒唐言”,被信奉两千年的圣人垂教之义岂不是要全部重新阐释?双方相互不信,结果等于否定了圣人垂教之义的存在。发展至此,《春秋》学还能走向何方?
康有为要为自己的变法主张寻找依据,故认定孔子学说的宗旨就是为了“改制”。何休所释“三世”说有利于变法主张,故康有为认定这是孔子的“微言”。《左传》对历史的记述与此不符,故康有为认定其为伪书。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实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总之,《春秋》大义早已被充分阐释,以例解经和以事解经的方法都被对方否定,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古老的《春秋》学在清代因社会制度变革突然走向终点,只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望而兴叹的文献。
不足两年的时间手写了三十万字,包括修改、打印、定稿、结项。其间,彭松、祝莉莉、孔令柱三位硕士研究生给我许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终因时间仓促,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我想对几处明显不足作一点说明。最大的欠缺,无疑是名实似有不符,与全面综合论述清代《春秋》学的题目要求有相当差距,具体研究的清代《春秋》学文献还太少,更没有涉及其他文献中的《春秋》学内容。我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也不喜欢作宽泛的综述。第二,清代《春秋》学与清代政治的关系,清代《春秋》学形成的各个分支,清代《春秋》学的终结及其意义,都是应该专门研究而没有研究的问题。时间、能力都有限。第三,按照惯例,被研究的每一种文献前面,都应该有作者介绍、 成书与版本、时代特点等文献综述性内容,我以为这些内容在其他著作和论文中比较容易找到,为了避免大量重复,我有意省略了这个部分,不知当否。第四,按照惯例,本书必须有一部分专门论述清代《春秋》学研究前沿,现在却没有。原因是:重在研究文本;没有时间阅读太多的以往研究成果,既担心挂一漏万,也担心梳理不清楚。对于这些欠缺,我也感到遗憾。聊以自慰的是,项目结项时,本书的查重结果是0.4%,且其中的0.3%是与本人的著作或论文相重。人生难免有遗憾,做研究也是如此。已踰花甲之年,时间有限,能力也有限,我也不想再弥补这些欠缺。我真诚的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更期望早日看到另一本更好的《清代春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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